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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大师的中国足迹

发布时间:2009-12-26 作者:通讯员

2008年2月29日,朱兰研究院发表公告,朱兰博士于2008年2月28日逝世,享年103岁。这位现代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先驱者为改善人类社会的质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朱兰在中国留下了怎样的足迹,他的质量管理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哪些影响?近日,记者采访了朱兰博士的中国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

约瑟夫·M·朱兰,美国质量管理大师,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级质量管理大师,被誉为质量领域的“首席建筑师”。在70余年的管理实践中,为世界质量管理的理念拓展和方法论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了著名的质量计划、质量控制和质量改进的“朱兰三部曲”;由他主编的《朱兰质量手册》更是集当代质量管理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之大成,被誉为“质量管理的圣经”,为美国制造业在过去3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质量革命的推动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也因此获得了包括20多个国家、专业协会、大学和企业所授予的100余枚勋章和会员资格、名誉会员资格等。

启发探索的两句话

“我不会忘记,我想,中国的质量工作者都不会忘记,他对中国的质量所给予的关心和忠告。”谈起朱兰博士,刘源张院士回忆起了一段记忆犹新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初,刘源张在美国读书期间,《朱兰质量手册》是必读的参考书。1956年他到日本时听说,有两位美国的质量管理大师深受日本企业界的欢迎,一位是1950年到过日本的戴明博士,另一位就是在1954年来日本讲授过质量管理课程的朱兰博士。

同样是深受日本企业界欢迎的质量管理专家。“他们两位讲的有什么区别,对日本的企业界产生的影响有什么不同,我很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也总想能见见他们两位。”

如他所愿,这一天终于到了。1982年3月21日,朱兰博士访华。22日晚,中国质量协会设宴招待朱兰博士,刘源张作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已78岁高龄,但精神抖擞,谈吐爽快。”

3月22日,朱兰博士上午作报告,下午去首钢参观,刘源张全天陪同。“报告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一句是,工人已不再是决定质量的重要因素了;另一句是,标准化虽然很必要,但是它有阻碍创新的缺点。这两句话着实让我苦恼了好一阵子。”

原来,那几年正是刘源张努力宣讲和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的时期,他的观点是,质量掌握在工人手里,标准化和质量管理是表里一体的关系。“但是质量大师公开说了如此相反意思的话,我应该怎样去理解?”带着疑问,在陪同朱兰参观首钢的路上,刘源张向他讨教。朱兰推荐了他的几篇文章给刘源张。

“看了那几篇文章后,我幡然领悟。”刘源张说,朱兰眼中的质量不只是个技术问题,而更是个经营和管理的问题。企业的管理层不应把质量仅仅看做是技术人员的职责,而应该是自己的首要职责。

“但这并不是置工人于不顾。”刘源张回忆说,1999年美国的《质量文摘》杂志发表的一篇《朱兰跨世纪近百岁人生采访记》中介绍,朱兰认为工人不应只是独立地干管理层交代下来的活儿,而是应该参与计划的制定。朱兰主张要培养团队精神,要组织质量管理小组,要把教育培训重点从工人转向经理层,尤其是总经理,以便使工作在上下道工序的连接中完成。

“我很感谢朱兰博士,他的两句话启发了我对中国质量管理的思索和探索。”刘源张说。

醍醐灌顶的质量定义

1982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朱兰博士在首钢为中国的质量工作者举行了正式的讲习班。第一堂课,朱兰博士是从介绍他的身世开始的。

刘源张介绍,朱兰出生在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裔贫苦家庭,父亲是一位皮鞋匠。8岁那年,全家移民到了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依靠半工半读,他完成了大学学业后去了芝加哥,进了当时的西方电气公司霍桑工厂检验科当检验员。他说因为从小受穷,又是犹太裔人,处处受人歧视,使他逐渐养成了不合群、要独立的性格。

“20多年后,当我读到朱兰博士在2004年出版的《朱兰自传》时,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他努力用知识武装自己,最后成为质量管理领域巨人的原动力。”刘源张介绍,在后来的讲学中,朱兰对质量的重新定义,更让他们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朱兰把以往对质量的“符合性”定义阐明为“适用性”的定义。

“1982年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他的定义让许多听课的领导同志也大为赞赏。”刘源张说:“当时中国产品的大多数用的标准依然是原苏联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标准急需改进,而改进标准的理论正要基于‘适用性’这一定义。他的质量管理思想甚至对我国质量管理机构的建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朱兰博士生前,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唐晓芬曾到美国拜访过他几次。每次回来,都要给刘源张说一说见到朱兰的情况。有两件事令刘源张深受感动和鼓舞。一是凡是从中国去的人士,朱兰都愿意见;二是每次见面,朱兰都会祝愿中国的产品质量和质量管理好上加好。

“我希望,我们中国的质量工作者要记住他的祝愿,把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质量管理做得更好。”刘源张说。